讲座实录：都市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主讲：陈平原 教授（北京大学）
时间：2012年11月9日
地点：中山大学中文堂
记录并整理：彭绮文（中山大学图书馆）
各位同学、老师：
谢谢中大聘我当教授，我在国外有很多名目的教授。被聘为母校的教授，我很高兴。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都市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我们都见证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时至今天，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有城市户口。
“北京学”可以成为一门学问，我关于“北京学”的文章发表后被不断引用，为了认识这个题目和都市研究的意义，2000年，我在北京和香港开了五门课，2005年之后，我在若干个城市开“宋元开封”、“明清北京”，以及“现今香港”的课，邀请文学、考古的学者讨论城市的前世今生。前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偶然参加了六个城市的活动：西安、天津、广州、台北、北京、香港，这些城市有以古典为中心的，有现代的，也有古今夹杂的。我在上海做了一个演讲，为了这些演讲我不断做准备，出了不少书，这些书大概体现了我对城市研究的基本思路，我在吉隆坡演讲，当时听众提很多问题。例如怎样看待城市建设中的高楼热，怎样保护都市建设中的古迹等。保护者还组织发动人们把马来西亚的历史和古迹画出来，很多人在画。那么对于城市发展，文人又能做什么？人文学者的城市记忆会影响到当下的城市建设。
城市为谁而建？今天人们关注城市的形象、性情。1930年代天安门是北京标志性建筑，现在上海浦东有东方明珠，台北有101大厦，广州有小蛮腰，西安有钟鼓楼、大雁塔，五羊城有镇海楼，这些都是标志性建筑。为什么大家热衷标志性建筑？因为标志性建筑广为人知。现在，没有人知道1930年的台北街景，但现在谁都知道台北的101大厦，旅游发展使人看到标志性建筑的重要性。
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一个节目，就是用一句话来讲一个城市，所以城市都努力经营自己，城市是挂起来的画。亚洲是最热衷于高层建筑的地区，自从美国世贸中心被炸后，人们在反省高楼大厦有什么好？大家逐渐明白建高楼大厦的得不偿失，但它是标志性的，看一眼就能记住，哪个国际性城市没有摩天大楼？如此一来，城市仿佛为游客而存在，关注标志性建筑，使人忽略了城市基本功能。今年七月份北京一场大雨淹死79人，市中心下暴雨，有人被淹死在车中，这就看出城市的问题。最近30年北京不可移动文物损坏30%，经过30年建设，中国的城市比以前漂亮多了，这是从旅客的眼光评价的。不是站在本地人的角度，而是站在观光客的角度。2008年奥运会，外国人说北京特别漂亮，因为政府出钱粉刷马路两边的全部建筑，讨游客欢心。在西安，我讲过一句话：用观光客的眼光改造城市是不对的，应该用自己的审美趣味来影响观光客的眼光。城市不诉说过去，它的过去像手纹那样刻在每一处。这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历史。
官员站在游客的角度建设城市，但观看和生活是两回事，好看和便于生活的城市是两回事，在华人地区最适宜人居的城市是台北和广州。北京和上海的城市景观很震撼，但特别夸张，这样的城市不是我们需要的。
现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方向：一是高，二是怪。北京的大剧院、“鸟巢”、中央电视台的“大裤衩”。这些单体的建筑拍照片是没有问题，但大剧院在中南海普遍不高的建筑中显得很突兀，缺乏整体布局，没有生活感。北京很气派，但就生活而言我更喜欢广州、台北。广州显得平和安详，是有平常心的城市。
城市为市民而建，那谁是市民呢？当年拆北京城墙的彭真市长，他的理由是老百姓要生活，还是要古都？这就是老百姓的趣味和人文学者的差距，是我们面对的困难。没有在北京的四合院住过，就没有资格跟我说要北京古都。所以，其实市民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北京市民不能对同一件事达成一致的反对或支持，城市往哪个方向发展？政府怎样有力地说服大家，城市往哪个方向走？这些都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谁适合为城市代言？政府介入有好有坏，好处是经费充足，坏处是政府借这个平台推销一系列政绩，收效甚微。因为现在的官员与过去的不一样，屁股决定脑袋，所以官员广告作用很有限。那么以娱乐明星做城市的代言人呢？娱乐明星很快过时，而且不是人人都认识。可以请老外来拍照片，或者以城市背景拍电影，努力让城市出镜，又或者请作家来写作。还可以开城市研讨会，像北京论坛，请全世界著名的学者来参与，有一年的主题是“文明和谐与公共繁荣”，这样的论题大，不好做。上海论坛从2005年开始举办，定位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论题。在广州，有中大的陈春声副校长主持的“广州论坛”。但城市论坛的题目不能太大，讲太空的话，否则所有人说的话都差不多。
城市口碑靠出租车司机树立。一个人到一个城市，如果不是有单位接待，跟出租车司机接触最多。北京出租车司机不爱讲政治，台北的出租车司机爱讲政治，讲两岸的政治、经济比较。香港的出租车司机一句话也不说，下车交钱就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听评书，因为开车时间长，而且一开口必然骂政府，北京市管不住出租车司机的嘴，这个城市怎样建设都不行。上海的出租车司机是最好的，北京可以学习一下上海是怎样管理出租车司机的。我去上海世博会，下午两点进场，四点三十分出来，出租车司机知道我参观世博会的时间那么短很不满，认为我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
北京的城市细节经不起推敲，包括立交桥淹死人、对出租车司机的嘴巴管不好。北京市政府为了北京市的名声要提高出租车司机的待遇，高楼大厦和出租车司机最能传播城市形象，值得我们思考。
怎样的城市才是最有文化的城市？在城市大发展过程中，普通市民该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城市是人居的，本地居民是第一位，小巷深处平常人家才是城市的魅力所在，其实任何人都生活在有品味的城市中，选最舒服的城市看市民的心情。选出最舒服的城市，与其看哪个城市投票的人最多，还不如看哪个城市最有文化，中国最有文化的城市不一定是北京、上海、广州。最有文化的城市是中小城市。
文化对城市居民的意义首先在于博物馆。很多人类知识的重要载体都在博物馆，它对传播知识起很大作用，今天大城市物质挽留、补偿，都要建博物馆，博物馆保留这些记忆。博物馆建在什么地方？是否收费？北京去年统计有150座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好大学、老大学必有博物馆，它和美术馆、美术厅都是大学的门面。其次还要培养大家进博物馆的习惯，今天的社会有参观博物馆习惯的人不多。博物馆免费不好，其一，失去馆内更新、购置设备的动力，其二，展览的质量、环境等都受影响；第三，博物馆文化在中国没有形成，北京很多老人因为博物馆不收费，他们就聚集到博物馆聊天。
然后是书店。书店因为经营的实际困难和群众的不支持逐渐萎缩，我们忽略了书店在文化建设中的意义，学者所真正需要的书店越来越少，大家都喜欢上网看。书店垮了，我们城市的文化品质会受影响。
城市是需要文学的。城市催生很多作品，我曾经写文章谈“都市感”，现代文学是都市文学，过去的城市文学是苍白的。不能当饭吃的文学其实是城市的想象力和魅力。台北，我们是靠白先勇的作品开始进入这个城市的。我的学生第一次去香港，他很激动地去找“皇后大道”，因为他是听这首歌长大的，去没有生活过的城市，文学作品是导游。城市需要文学家，因为文学记述城市的前世今生、潜在欲望，所以，有作家的城市多福，这个城市有作家，这个城市的音容笑貌亦存。我国的现代文学馆有什么问题？代表国家的现代文学想象，实际成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展览。很多国家的文学馆都非常小。中国的文学馆太正统，太政治。日本的文学馆是民间化、个人化、乡土化的，文学馆生活在乡土化的文学中，比起政府支持文学馆要好得多。
作家的故居是否保留？北京市因为这个问题吵了很多回。元明清八百年的历史，很多都有名人住过，这是分寸感，大家都怕城市没法保留，在保留作家故居的过程中碰到很多困难，林海音的故居保留下来，是因为台盟去呼吁，保留故居很困难，但文学馆是用纸张保留城市的记忆，相对容易操作。
关于城市，人文学者能做什么？在城市建设中，自然科学家的技术成分更受重视，人文学者最容易受忽略，因为他们对历史说话，令官员很头痛。但同样是城市，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人文城市更重人性，城市是言说出来的，城市的内在美感，由我们挖掘。要对城市问题有更多的兴趣，要对城市有通达的理解才可以。保留城市比拆城市要贵得多，保留城市花钱更多，但学者们说得轻松：“一片瓦都要保留”，城市学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牵涉到很多的生活。要战斗，必须讲人情，讲策略。城市研究跨视野，而且兼顾学术与实践，走出文人化的论述。学者们学会与大众传媒合作。城市研究诱惑太多，城市研究很容易受房地产商影响。保持学术立场，拒绝见风使舵，这是很大的挑战。
讲座体会：
因为陈平原学长是中大的杰出校友，我在中文系工作时，就曾经多次聆听他的演讲，并把他2004年11月关于“大学教育与文学史写作”的演讲记录整理，挂在中文系的教学互动网上与各位分享，同时，因为我负责资料整理的工作，看到报刊上陈学长的精彩言论，也会做摘录整理，提供给有关人员参考。今天我又再次听他的演讲，有三点启发。
第一，陈平原学长的研究充满对人的关怀，对社会的关怀，充满儒家学者的入世情怀。陈学长是学现代文学专业出身的，他在“大学教育与文学史写作”的演讲回答学弟学妹的问题曾经说过，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不多，并且具有不稳定性，学生们必须上蹿下跳，要经常自己找出路。陈学长研究的课题不断地转移，由现代文学到大学教育，再到都市研究，就可以知道他不断地找研究课题。为什么要找课题？这就是一个人文学者的关怀情怀。他从北大学生文学史考试分析《儒林外史》艺术特色时，都采用“范进中举”这个例子，发现学生们很少读原著，于是就反思我们的文学史教育体制问题，并引申研究大学教学的问题。今天，他带来都市文化研究可能性的讲座，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面临城市化的进程，以往对都市研究的苍白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因此，陈学长的课题有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
第二，从具体的研究思路上受到陈学长演讲的启发。例如：城市为市民而建，什么是市民？市民有知识分子、人文学者，也有普罗大众。解放初，北京市长彭真要拆北京城墙，就因为他听普罗大众的声音，而不听学者梁思成的声音，普罗大众和梁思成都是市民呀。我们在研究上很容易“笼统”，笼统就是含糊不清，所以，学术研究把一些含糊不清的概念条理化，就可以明晰很多，就可以有突破。
第三，关于学术成果见诸报刊的问题。陈学长坦言，能在重要刊物发的文章，一定是经过很多修饰的，甚至删除了很多实际客观的言论，作者的本意不能完全表达。这时候，为了现实的很多因素，作者是“委曲求全”，还是放弃在重要的、或者是核心刊发文章的机会？陈学长的选择是，为了能够原本地发出他的声音，他会选择在一些不太重要的刊物发表文章。而目前，发出声音要在文化权利体制中获得话语权，只有取得话语权的通行证之后，才能获得更多的话语空间。核心或者重要刊物会帮助人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但是这些话语往往还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在发出声音和选择刊物之间，也体现学者对人世的关怀、良知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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