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附属一院党办彭福祥  

 

人物简介：杨璐，男，附属一院麻醉科主治医师，中共党员。2000年获中山医科大学麻醉学学士学位，2000年至2004年工作于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2007年获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学硕士学位。参加临床工作11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参与及独立完成肝脏移植手术麻醉一百多例，肾脏移植数十例，现为器官移植手术麻醉小组成员之一。 

夏日早晨，腾腾热浪迎面扑来。一个男子站在麻醉科办公室门口，脱去工作服。这就是杨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称中山一院）的一个“身经百战”的麻醉科医生。他刚交完班，脸上带着一丝疲惫，眼睛布满了红丝。“昨晚值夜班。”他坦然一笑，习以为常地说。

 

今年六月底，杨璐刚刚接受了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报名成为中国援助非洲加纳医疗卫生事业第二批医疗队员，将于今年年底远赴加纳参与为期两年的国际医疗支援。

这一抉择，意味着将与妻子、女儿、父母远隔重洋，意味着在疟疾和艾滋病高发的非洲地区工作、生活。杨璐坦言，这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抉择，他曾犹豫过、纠结过。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性与责任促使他接受了这次援外任务，他以一句“工作总要有人去做”的朴实语言担当起一个医生的光荣使命。

 

任务紧急艰巨  “总得有人去承担” 

这次医疗援助加纳的任务来得很突然。

 

“从卫生厅下发通知到医院，到确定援助人，把名单交上去，前后不到两周时间，非常紧急。”谈起这次援助加纳任务，附属一院麻醉科主任黄文起教授对开展动员工作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2007年7月，加纳卫生部长夸西加与卫生部部长陈竺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加纳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议定书，中国派出两批由11人组成的医疗队到加纳首都阿克拉开展定点支援工作。在首批援助计划即将圆满完成之际，第二批援加医疗队的组建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根据广东省卫生厅的通知，要求中山一院、广东省人民医院等10家广州市三甲医院共同组建一支由11人组成的医疗队，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培训工作，赴非洲加纳开展为期两年的第二批援助计划。

这是一项紧急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医院在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通知麻醉科组织实施。接到通知的当天，黄文起主任立刻着手科内的动员工作，考虑到工作任务的特殊性和艰巨性，黄文起认为男医生更合适承担此次任务，所以一开始他就向副高以上的男医生动员，逐一做思想工作，说明任务的内容、紧迫性和重要性。

 “那天晚上我九点多接到动员通知，那时候我还在手术室值夜班。”杨璐回忆当天晚上接到黄文起主任的动员短信时显得非常平静。“我想这任务总得有人去承担吧！”一个淳朴的念头在杨璐心中一闪而过，一个初步肯定的答复几乎让短信那头的黄文起主任有点措手不及。普普通通的一个回复，没有任何推托，更没有提任何要求，这是一名党员在受命时的冷静与从容，这种冷静与从容让黄文起主任感觉有点突然，但在他看来也在“情理之中”。

在黄主任的眼里，与科里其他副高以上的医生相比，杨璐也许“资历尚浅”，但却是麻醉科的得力干将，“业务强，肯吃苦，能以大局为重”一直是科里领导对这位年轻医生的印象。尤其是近年来，在麻醉科繁重的医疗工作中，杨璐等一批年轻医生勇挑重担，发挥了重要作用。

6月23日，广东省卫生厅组织了一次面试，最终杨璐被确定为援派人员。 

 

集体利益高于一切  “绝不能让医院丢脸”

 

黄文起主任并不知道，杨璐给他肯定答复之后，却经历了一番艰难的思想斗争。

 

加纳高发的疟疾和艾滋病、难以割舍的家庭亲情关系和周围人不理解的目光，这些都曾让杨璐感到很为难。他坦言，在初步定下来之后，他甚至也犹豫过能不能坚持下去。

加纳（The Republic of Ghana）是非洲西部较为发达的国家，但是当地常年气温较高，蚊虫较多，据从加纳回来的人说，被蚊虫叮咬而得疟疾“就像感冒发烧一样正常”。而较高的艾滋病感染率更是让人担忧。据统计，在加纳，艾滋病感染率约5%，全国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毒携带者约120万人。

“在加纳，手术中碰到艾滋病患者是很正常的，对于麻醉医生来说，手术中穿刺很多，一不小心就可能刺伤自己，麻醉风险十分高。”黄文起说。面对陌生的环境、未知的危险，杨璐说这些都不是他最担心的，“我个人没什么好犹豫的，只是对家人很歉疚，我觉得自己很自私”。谈到家庭，杨璐曾一度哽咽落泪。由于任务紧急，当时答应去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来得及跟家里人商量过。

两年“援加”，每年只能回来探亲一次，这对平常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在被确定为援外人员后，杨璐曾告诉4岁的女儿，自己将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两年，女儿天真地看着他说：“我和你一起去。” 年幼的女儿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她什么都不知道”，杨璐哽咽着说，忍不住流下泪水。

周围的人听说他要去加纳，都感到“很不可思议”，有的人甚至投来异样的目光。在此之前，杨璐也跟第一批的队员交流过，也有人跟他坦白说：“没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两年是很难熬的。”

作为杨璐的研究生导师，又是科室的领导，黄文起主任看着杨璐一步步成长，对杨璐的情况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杨璐是不可多得的好医生，业务基础扎实，尤其是在肝移植方面，他参与麻醉的手术已有一百多例。”黄文起主任说，肝移植手术时间长，麻醉要求高，是最累的活，熬通宵也是家常便饭，但杨璐不怕苦，他主动承担了最苦最累的活，从无怨言。

在黄文起主任眼中，杨璐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杨璐的那句“这是工作，总要有人来做”，让他至今仍然感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杨璐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为集体的利益去努力。从学生时代到现在，麻醉科乃至中山医许多为集体利益忘我工作的老教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么大一个医院，如果派不出一个医生，不让人笑话？”杨璐说，他主动承担这项任务，首先是出于对医院集体利益的考量，“绝不能让医院丢脸”。

这是一次艰难的抉择，但在个人、家庭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较量中，杨璐最终站在了集体利益一边，主动承担了一个医生的责任，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国家利益的服从和担当。

 

 

对家庭充满愧疚  对医院只字不提要求

 

目前，杨璐已经投入到前期的培训和准备工作中。

 

“以杨璐的业务技术水平是绝对能胜任的。”在采访中，黄文起主任多次强调这一点，“他跟合作的医生都能很好相处。”

但加纳的医疗条件相对差，如硬件、软件设施都不能跟中山一院相比，还有语言沟通方面，加纳的官方语言虽然是英语，但都带有很重的当地口音，这些都需要时间去适应。“就当是一次锻炼机会吧。”对于即将要面对的陌生环境，杨璐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据了解，在出发前的几个月广东省卫生厅将安排一系列的培训工作，包括英语、技能及自我保护等方面的培训，以增强医疗队员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

在确定派遣杨璐参加此次任务后，医院和科室多次向杨璐了解个人方面有什么要求，但他只字不提。在杨璐看来，他主动承担这次艰巨的援助任务，并不想借此要求得到什么，“这是一项工作，总要有人去做，仅此而已”，所以他至今没有向医院、科室提过任何的条件和要求。

在个人利益上，杨璐没想那么多。他认为，现在面临的医疗、科研、教学、晋升等方面压力也较大，“出去两年换个环境，没有那么多干扰，可以做个纯粹的医生”。

但在家庭方面，杨璐和许多人一样，确实面临着许多现实的问题。杨璐是独生子，又是长孙，父母已经退休，祖父、祖母快九十岁了，还有在读幼儿园的女儿，都需要他照顾。加上岳父身体不好，他走后，谁来照顾他们呢？这么沉重的负担只能落在妻子身上了。杨璐每每想起这些就感到深深愧疚，哽咽说不出话来。

杨璐的妻子杨兵是手术室的一名普通护士，平时工作繁忙，日夜倒班，家庭压力也重，然而她极力支持杨璐支援加纳。“我是全力支持他去的。”杨兵接受采访时说。

“当初跟她说我要去加纳，她是一百个不愿意，一千个不放心。”杨璐说，但当她得知这是医院的任务时，最后还是同意了，并且还对他说家里的事不用操心，嘱咐他要安心工作，把工作做好。“如果可以提点要求，我只希望科室能给她少排点夜班，多安排白班，让她能有更多时间照顾老人和孩子。” 杨路的朴实让人感动。

作为科室领导，黄文起主任表示，此次麻醉科派杨璐支援加纳，不仅是杨璐一个人的工作，更是科室的荣誉和责任，是医院和社会对麻醉科的重视和信任，麻醉科也将在生活和工作等方面给予杨璐大力支持，让他能够在支援期间安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