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纳的日子
孙逸仙纪念医院 李杰
2009年12月30日,我作为中国援加纳共和国首批医疗队的先遣队成员,到达加纳共和国首都阿克拉市,从此开始了为期2年的医疗援助工作。
在受援国工作一年来，我坚决遵守我国和受援国的法律法规，遵守援外医疗人员应该遵守的各项规章制度，遵守所在的克里布教学医院的各项制度和医疗队的纪律；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队长和队委、支委的直接领导下，认真扎实地开展医疗援助工作，获得了所在医院科室和受援国官员的好评。
因为各种原因，加纳很缺乏医生，医生的地位和经济收入很高，很受社会尊重。克里布教学医院是加纳乃至整个西非地区最大的教学医院和转诊医院，是西非地区医疗水平和学术地位最高的地方，这里的医生一般都具有不错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工作能力，都很自信。尽管如此，这里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与中国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我的工作就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和当地医生一起为加纳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同时增进和加纳同行及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虽然语言、文化和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距给我带来了很多困难，但是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加强交流、增进理解和促进合作的前提下，我和克里布教学医院的同事们融洽相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作为麻醉医生，我的工作有很大的风险，风险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在这样医疗设备和条件落后的地方，较高的麻醉意外可能性给病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二是长期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手术室里工作以及手术病人中高发的艾滋病、疟疾等传染病给我自身健康带来潜在危险。虽然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工作很辛苦，有时候也难免感到困惑、郁闷甚至苦恼，但更多的还是快乐。尤其是在工作中黑人同事们遇到困难，我应用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帮他们解决难题的时候，他们就会从心底里服气，佩服你，并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对你的谢意。
虽然加纳同行对我很热情很尊重，但是一开始他们内心未必信服我这个中国麻醉医生的专业水准。一开始，和加纳同行探讨最佳麻醉方式，总想把最新最佳的技术和理念介绍给他们，但他们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接受我们的建议。考虑到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尊重加纳同行的需要，经过与队长及队员们的讨论，认为还是应该少说多做，避免争论，加强与加纳同行的合作，用实际工作表现来增进了解，取得他们的信任。
一天上午，我像往常一样来到手术室，准备带领我的team开始麻醉工作。今天的病人是颅颌面外科的一位中年男性病人，整个下颌骨和软组织都被肿瘤侵犯，向外突出形成巨大肿瘤并向口腔内生长，占据了口内的大部分空间，几乎无法进食，呼吸也受到影响，到了必须手术才能救命的地步。根据术前检查结果，病人有轻度贫血，而肿瘤内血供非常丰富，预计术中出血至少1500毫升即血容量的20%以上。克里布医院虽然不乏部分先进的设备，麻醉手术科也能够完成比较大型的麻醉和手术，但是常用设备整体上比较落后和老旧，完好率很低；麻醉管理以及手术操作还处于一种比较粗糙和粗放的水平，所以手术病人的死亡率很高。预备在经鼻腔插管全身麻醉下施行手术，可是该病人的口腔被肿瘤严重占位，麻醉科没有纤维支气管镜等处理困难气道的设备，只能用普通喉镜完成经鼻腔气管内插管，所以完成这样的一例麻醉还是有相当的难度和风险的。因为是危重病人，很多年轻医生和学生都在旁边学习。在确定插管失败也能够保证病人安全的前提下，开始尝试插管。同往常一样，黑人同事先试，可是连续多位医生包括一位consultant在经过约20分钟的努力后失败了，操作导致的口腔内积血和组织肿胀模糊了视野，完全没有办法暴露声门，操作更加困难了，病人也处于危险之中。这个时候我告诉黑人同事，该我试试了。根据多年来处理此类困难气道病人的经验，我调整了麻醉策略和病人的体位，准备充分后，在同事的协助下，一次性顺利完成了经鼻腔气管内插管，手术得以正常开始。这时手术室里的所有医生和医学生都投来敬佩的目光，consultant Dr. Kwami也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病人出血量达到了2100毫升，我利用现有的条件，精心管理，4个小时后最终顺利完成了手术，安全把病人送到了术后恢复室。而那位曾到中国上海参加过学术会议的主刀女医生Prof. Parkins从此见到我就非常热情地握手打招呼。
还有一次，病房来了一个出生第四天的早产女婴，体重仅为2.1公斤。患儿从出生就几乎没有进过食，腹胀、呕吐，明显脱水，经检查后患儿被诊断患有先天性十二指肠闭锁，必须马上手术治疗，否则患儿有生命危险。
在我十余年的行医生涯中，成功地对几百例6个月龄以内的患儿实施过全身麻醉，其中包括两例出生刚3天的新生儿，都成功地完成了长时间大手术，术后患儿均完全康复。但那都是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麻醉科完成的，具有完备的麻醉和监测手段，在“精细麻醉”的理念下我们能够做到精益求精。而克里布教学医院麻醉科没有婴幼儿专用的麻醉机，只有最基本的麻醉和监护设备，而且大多老旧，故障率很高；平时手术都是采用超高氧流量麻醉和最基本的监测等粗放的麻醉管理和监测手段，用于成年病人尚可，但要长时间麻醉这么小的危重患儿则具有极大的风险。以前，他们也处理过类似的病人，采用Bain装置施行全身麻醉，但是由于麻醉设备、麻醉技术和管理、手术及护理等诸多原因，术后患儿大多死亡，所以当面对这个危重患儿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我详细阅读了病历资料，仔细查看、分析了患儿的情况；认真检查了麻醉机和监护仪等设备；准备好药物，最后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个个性化的麻醉方案。我没有采用黑人同事们常用的Bain麻醉装置，而是对麻醉机就行了简单改进，并调整好了参数，考虑到患儿病情、监护条件和手术情况，决定调高氧气流量，应用我们国内较常应用的循环半紧闭麻醉系统实施麻醉。麻醉诱导后顺利完成了经口腔气管内插管，然后施行控制呼吸、吸入全麻。整个麻醉手术过程中，我分分秒秒都在密切地观察病人，根据手术情况和患儿的情况变化，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实时甚至超前调控，贯彻了“精细麻醉”的管理理念，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后，手术终于顺利完成。很快，患儿从麻醉中苏醒，拔除气管导管后被安全地送到了重症监护病房的恒温箱里。我又坚持在一旁仔细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和外科医生一起商量恰当的治疗措施，患儿的病情基本稳定了。虽然很劳累，但是经过我们的辛勤工作，保住了新生患儿的生命，大家都非常高兴。尤其是主刀的外科医生，更是不吝美言，一再地夸奖我的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第二天、第三天，患儿的病情持续好转，第四天患儿被转回普通病房。
通过对该新生患儿成功地实施麻醉，我又一次在黑人同事们面前完美展示了中国医生高超的临床专业技术和令他们敬佩的敬业精神，为中国援加纳医疗队赢得了赞誉。在外交场合遇到加纳卫生部的官员，他们多次称赞我的工作，正如克里布教学医院的CEO所说，李医生在麻醉科的工作做得非常棒，我们非常需要像他一样的中国医生来克里布教学医院工作，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再派来十位麻醉医生，不用培训了，希望能够尽快来，来了马上就可以工作。
由于工作表现出色，我很早就作为consultant（相当于国内的高级职称医生）独立带领一个team工作。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努力，展现中国医生的技术和风采，圆满完成医疗援助任务。
除了在受援国医院里努力完成好本职工作以外，我一方面参与医疗队的日常医疗保健服务工作，为我国大使馆外交人员、华人华侨和中资机构员工的健康尽自己的力量；同时也积极参与医疗队内部建设,不仅认真完成自己分担的兼职司机、队秘书工作、伙食保障工作,为保证全体队员的营养和健康努力,而且还主动分担一些公共工作,为住地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此外，我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和队里的各种活动，和队友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
作为首批援加纳中国医疗队一员，由于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参考，我完全是在摸索中开展工作。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面对诸多困难，在国家和省市卫生部门、大使馆和我所在的中山大学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领导们的正确领导、支持和帮助下，在队长的带领和队友们的协助下，我相信一定会找到解决办法，一定会圆满完成为期两年艰苦的援助工作。
2010年 12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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