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汉文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在这之前，国民党总统府、行政院南迁广州。5月，统治当局命令中大提前结束。为生活所迫的教授们将书籍、首饰、衣服、家具等忍痛拍卖，他们组织“拍卖行”，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前挂起“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的大字招牌。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当时的形势，估计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垮台前夕会狗急跳墙，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将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和地下学联成员及进步同学疏散到解放区或游击区去，同时组织同学加强戒备，提防突然事件的发生。7月23日凌晨，统治当局出动1000多军警和便衣特务，包围了国立中山大学校园，在各宿舍和交通要道架起机关枪，进行大搜捕，他们踢开房门，见人就抓。教授住宅也遭同样搜查，逮捕了张作人、萧伟信、张清鉴、贾国永、严卫民5位教授，容以焜、张鸿发、周修启、龙家富、郑启孝5位讲师助教及职员陈瑞珊。在市内文明路平山堂教工住宅抓去了吴岚、陈植、张农3位教授。在中大附近抓走中大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救济会举办的暑期服务站工读生50多名，还抓去了几十位准备报考中大的学生。此次大逮捕共捕走中大师生近200名（教职员14名、学生180名左右）。

国民党大批军警到中大抓捕师生

中大地下学联部分成员合影

   “七二三”事件发生后，共产党组织了大营救。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学联立即展开有组织的群众性反暴行斗争和善后活动，揭发统治当局阴谋，争取社会同情，进行抗议和营救。师生分别成立了援救教师、同学的委员会，呼吁各界援助。在地下党组织设法营救和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加上又没有证据证明被捕师生确实有罪，统治当局被迫分批释放被捕师生，洪斯溢和赖春泉两位同学经徐恭贤、王起等教授担保才在广州解放前夕释放。近200名师生在狱中，表现都很坚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叛变。说到“七二三”事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传奇故事。故事的女主人公曾志文，分别在白色恐怖中和“文革”的特殊年代里救助了杨泰芳，既体现了中大校友间的深厚情谊，更凸显了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现将吴启钊先生发表在2002年4月8日《北京法制报》的这个传奇故事摘录如下：

那是1949年7月23日凌晨，数千名宪兵包围了中山大学。凌晨4时，住在第四宿舍的杨泰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邮电部长、全国侨联主席——笔者注），被地下学联成员告知，宪兵已悄悄包围了宿舍楼。作为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他，一方面立即烧毁有关文件，一方面通知其他人迅速撤离隐蔽。5时许，完成了全面包围的宪兵和手持黑名单的便衣特务破门而入，逮捕了住在第四宿舍的一批同学，杨泰芳也在其中。宪警把学生们押往某教工宿舍楼下的一个大厅里。

一进教工宿舍，杨泰芳就开始观察地形，考虑脱身之路。他当时想，无论如何也要出去，就是牺牲，也要出去。因为根据地下工作的纪律，如果他不能脱险，为预防万一，作为“线头”，他以下的近100人都必须转移。倘若这样，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地下党组织就会被破坏殆尽。

中午时分，校内一些师生给被捕学生送饭。杨泰芳趁大家纷纷站立起身拿饭碗的机会，立刻溜到通往二楼的楼梯口，并迅速掏出两块银元塞进了看守楼梯口的一个宪兵衣袋中，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楼去。

那持枪的宪兵没有喊叫。杨泰芳跑进二楼的一个房间，那房间是他的一个同班同学临时借住的。可是不巧，同学不在，只有一位不认识的少女在房间里。她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她看见一大批人被押进楼来。杨泰芳让她找出表哥的西服，化了装，便与她扮成“情侣”，挽着手从教工宿舍门悄悄走出。是夜，他躲进一位教授的家中。第二天早晨，他找到了他的单线联络人，脱了险。情急之中，他甚至不知道那位奋不顾身救他的少女姓甚名谁。

解放后，杨泰芳曾多方寻找当年救过他的那位少女，可是，人海茫茫，难以找寻。巧的是，为了证实杨泰芳确实是“叛徒和特务”，“文革”中，造反派们千方百计地找到了那位少女。这时的她，已是一位母亲，在上海某无线电厂当工人。虽然当年分手后，双方从来没有联系过；虽然面对花言巧语的诱供和声色俱厉的逼供，她总是按照事实讲。事实上，她再一次救了杨泰芳！“我非常非常感谢她，她是那样地坚强，能在白色恐怖和“文革”中坚持真理。”杨泰芳激动地这样对我说。

1970年，经多方审查，证明杨泰芳历史清白，他得以走出牛棚，恢复原职。等到粉碎“四人帮”后，那位当年的“情侣”却再一次地消失在人海中。

1988年，杨泰芳率团出访法国。回国后他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的中文信，笔迹十分陌生。他打开后竟情不自禁地读了许多遍，而且每读一遍，他都激动不已。

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杨泰芳先生：十分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意欲证实一下先生是否当年在广州解放前夕曾被国民党宪兵特务逮捕过的那位中山大学机电系学生。若是的话，您可还记得当初和您扮情侣通过守卫森严的教职工宿舍的后门，从荷枪实弹的宪兵眼皮下脱离虎口，为您销毁学生证的那个姑娘？”“前些日子在巴黎阅报时，无意中看到您的名字，啊，多么熟悉的3个字！它顷刻间唤醒了我一连串的回忆……想当年我们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如今都已是白发苍苍了……”

信中还夹寄了3张照片，一张是年轻时的她，两张是现在的她。杨泰芳一看到那因岁月流逝而微微泛黄的黑白照片，就一眼认出：是她！他从信中第一次知道了当年的救命恩人叫曾志文。

不久，杨泰芳给曾志文亲笔回了信。杨泰芳在信末留下了“谢谢您”3个字。这3个字的份量，也许只有那些风雨同舟的人才能掂量得出来。

他们通上信了，有趣的是杨泰芳所毕生为之奋斗的邮电事业使这两位阔别40年的老朋友得以彼此在信上重逢。

后来，杨泰芳委托去法国的朋友给曾女士带过礼物，可是她搬家了。他们又失去了联系。杨泰芳非常相信生活本身比传奇故事更富有戏剧性，他们总有一天会对面相逢，共话当年。

 杨泰芳照片

“七二三”事件后，解放区急需干部，中共地下组织先后组织了数批几百名进步同学参加华南人民武装部队。这些到部队锻炼过的中大学子，后来在接管广州、广东各地以至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广东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留校的师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参加各个社团活动，参加护校斗争，迎接广州的解放。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当局搬到了台湾。他们企图将中大搬到海南岛，遭到广大师生员工的坚决反对。此时，张云校长去了香港。地下学联把广大师生员工团结、组织起来保护学校，密切注视广州统治当局和学校当局的动向。一部分同学参加了广州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护城斗争，收集各种材料，准备接管时用，密切注意和严防特务分子的爆炸、纵火、投毒等破坏活动。1949年10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副主任赖传珠在江西省赣州市签署管字第一号命令：兹任命李凡夫同志为接管国立中山大学军管代表。刘渠、王越两位教授为联络小组正副组长。10月14日，广州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