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科学发展观，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来学才有实际意义。下面谈谈学习科学发展观后，我对自己工作的认识和受到的启发。
       有机会从事图书资料工作的人，是不多的，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中，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的人，也是可数的。不少人认为，图书馆员的工作就是“坐着”，很闲，没压力，没负担。1988年，当我正式从事图书资料工作时，我才意识到，图书馆是在表面无风无浪，不见波澜的环境下，每天都要处理堆积如山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每天大量的文献入账、盖章、搬运和上架工作，有时候，刚做完上架整理工作，一转身，架上的书又被读者翻乱了，有的资深馆员还要对大量的文献进行资料整理，除此之外，每天接待来馆的读者，经常有一些读者是需要特别耐心对待的。一天工作完后，就感觉晕头转向。那时，我想，为什么图书资料工作那么琐碎、繁杂，又耗体力？我对工作产生挫折感。
       因为我当时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服务对象主要是中文系的师生。在中文系的教师队伍中，有很多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们深知图书资料工作对学问建设、文化建设的意义。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全国名师黄天骥教授知道我对工作的想法后，就建议我做点文摘工作。我不理解做文摘的涵义，就问黄老师，黄老师的回答很简单：坚持做下去吧。于是，从1990年起，我就开始做文摘工作。利用上班的空隙和晚上休息时间做。90年代初，广州电力供应不足，晚上经常断电，晚上断电的时候，我就点燃蜡烛，在烛光下做文摘，一笔一划地把整理的资料抄在稿纸上，蜡烛燃烧时间长了就冒烟，烟熏得我的眼睛直流泪，我还是坚持做。我把一篇篇文摘稿交给打字员，在打字员打印后，我就把文摘送给中文系的老师们。没想到，很多老师都认为我给他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帮他们节省查找、阅览文献的时间，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虽然得到老师们表扬，我仍然没有理解做文摘的意义，不过，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是坚持做文摘。
       到了1994年，中国需要进一步打开国门，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的顶级教授黄修己老师提议我，做些外国资料的编译工作。于是，我就编译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的文献，以及外国人研究他们本国文学的资料，一字一句地翻译，一段段地梳理，然后把这些资料提供给老师们。其时，程文超老师（已故）在美国博士毕业，来到中文系工作，他看了我编译的资料后，兴奋地鼓励我，坚持做这些工作，一定要坚持做十年以上。
       老师们喜欢我整理的资料，我因此大受鼓舞，继续坚持这项工作，但我还没有解决为何要做文摘的困惑。
       2001年，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中国当代文学也经历了十年沧桑，对十年的文学发展轨迹做梳理很有必要，于是，我开始做文学研究的综述。在一边梳理资料，一边做综述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图书资料工作不是深居高阁，而是与整个时代一起脉动，虽在无风无浪的环境中仍然要领略“中流击水”的含义。我体会到刻板、沉闷、繁琐的图书资料工作的前沿意义，而使我感到振奋的是，我看到一份关于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工作的资料，资料介绍，该情报中心分三个工作室：文摘室、综述室、编译室。这个资料告诉我，我在1990年到2001年，这十一年间做过的十九多万字的文摘、编译、综述工作竟是我国社科研究顶级机构的情报中心所从事的业务项目！
       原来，中文系的老师们一直鼓励我迈向卓越。闷头做了十多年的资料整理，我终于领略到工作的成就感。具体的工作实践，使我体会到科学发展观所说的：“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政策上的失误容易纠正过来，而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起来的。”我从事的图书资料工作，既是为人才服务的，也是需要把自己培养成人才的工作，刚入行时，面对繁琐又劳心的工作，会有挫折感。但“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起来”，学习知识需要时间，培养自己也需要时间。做好工作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静下心来，耐下性子，理清思路，找准方向，持之以恒。经过多年的埋头工作，在不知不觉中，我有了长进：因为有多年坚持做资料整理和服务读者第一线的经历，使我保持了学习的习惯，培养了良好的学习能力，积累了一些学科发展的深层知识，对自己管理的文献布局了然于心，对读者提出的专业问题很快做出准确、明晰的回复，可以指导读者理顺找文献的思路，指导他们阅读专业书和参考文献。在中文系工作时，我有机会连续参加中文系本科生六届的书评报告会，与学生面对面地谈他们书评写作存在的专业问题和技巧问题。我所获得的这些进步，是长期坚持走在工作中学习，在掌握知识后求发展的长远路子，不仅发展了自己的事业，而且锻炼了自己意志和提升了自己的心灵空间，这正是在具体工作中实践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和谋求发展的基本要义。

        (图书馆  彭绮文 )
2009，4，8于马岗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