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 彭绮文

 

        中山大学中文系开设名师讲坛三年多，邀国内外名师讲学。我不仅有幸聆听名师的学术探索，领略他们修身治学的风范，更有机会与他们面对面进行前沿对话，使我在职业素养、修身锻造自我以及在指导学生写作等方面大受裨益。

 我原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由于职业的意识，使我对名师讲座中有关资料文献的学问特别关注。很多名师在他们的讲座中，一再强调资料文献对学问建树的重要意义。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王水照先生谈到他对欧阳修和苏轼研究的新发现是因为发现了新材料；南京大学的莫砺锋教授认为鉴别学术真伪也要对史料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挖掘；武汉大学的陆耀东教授更是把史料问题作为发现、考证、校勘的一个学术问题来演讲。图书资料文献的作用出自众多名师之口，使我对自身的工作倍感压力和责任。图书资料工作对国家建设的意义我以前也有认识，有两个史料曾经令我震撼。一是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的老师下决心焚毁他们精心绘制的中国矿产资源分布资料，为的是不让这些资料落入日寇之手，以保护我国的矿产资源；二是德国纳粹在临近战败撤退时悄悄运走一大批从世界各地掠夺来的绝版书。由此可见，图书资料不仅对学问建设意义重大，对国家建设和文化保护同样重要。前有史实的启发，今有名师的教导，使我更加热爱图书资料事业，更坚定我为之做出奉献的决心、信心与恒心。

名师们不但讲怎样做学问，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讲修身，修身怎么与治学相通。有名师指出：学问的突破口也是地狱之口，这个地狱口可能冲得出去，也可能一辈子冲不出去，必须要有心理准备；文学现象主要是自杀，而不是他杀。本来很受欢迎的文学创作因为出现粗制滥造，渐渐失去读者，最后被读者遗弃；北师大的李修生教授提出，做学问和做人一样都必须公正客观。名师们在今天人心浮躁的年代提醒我们要修身、静心研究学问，不是为了职称而生产制造文献，而是努力写经得起十年、甚至是百年检验的文献。这多么需要有铁棒磨成针的修身功夫啊。

名师们不但在修身治学上给我启发，而且他们的治学行为对我指导学生也很有帮助。名师们主张读原典，从阅读原典中找到研究的课题，通过分析原典把文章写深、写新、写细。在语言表达上，名师们主张语言平淡，平淡的语言读后令人如嚼橄榄，回味无穷。我长期参与中文系本科生百篇作文以及书评的写作指导，学生在写作中喜欢堆积词藻，喜欢华丽的描述，我就建议学生，文章要入人心扉，采用平淡的语言最有力度。另外，学生在写作中会用一套理论去套解文学现象和文本，我就把名师关于读原典的见解与他们分享：研究文章的生命力在于创造性，有创造性就必须紧扣原典，从原典出发，找到问题的突破口。

听名师的讲座更令我开启智慧，每一次听讲座我必定向名师提问。一方面争取与名师面对面的前沿探讨，另一方面真切感受他们的修身得道。他们的道能使方成圆。有时用一个原理去分析具体的个案，个案与个案之间会相互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超越个案去寻道，“道”能把它们统起来，使一个个方的东西变成圆。我听王水照、何春蕤（台湾）教授的讲座深有此感，在他们的讲义里，对立的问题都被“道”统得水乳交融，在由术变道的过程中，可见名师们的学术深度以及开阔的视界。名师们的“道”与修身是相通的，他们用人生的历练去禅道，用悟性明道，用潜心通道。因此，他们的课堂能游刃有余，引人入胜。

不过，名师们也有不回答问题的时候。我有两个提问名师们不作答。其中一个问题是对一位从事诗歌研究的名师提的：“现在青年人找工作，喜欢找高薪的，假如五千元的工作但没有诗，另一份工作两千元但有诗，他们一般会选择前者，请老师用一生坚持诗歌研究的人生经历给同学们就业一点建议。”另一个问题是：“请老师用自己学术成长的经历告诉同学们，如果相信自己在秋天能结出果实，又何必在春花面前害羞地历练人生。”这两个名师们不作答的问题，我想是名师们让一个机会给我们，让我们当一回自己的导师，自我作答。

学术问题与时并进。名师讲座的意义不是在于每一次讲座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在于让我们有机会领略名师的风范，学习名师的精髓，造就更多未来的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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