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气节
邬和镒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州（今江西修水县）人，中山大学一级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其父陈三立，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曾参加戊戌变法，是近代著名诗人。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北平（今北京）被日寇占领。当日寇得知陈三立的地位声望之后，多次派人到陈家游说，“请”陈三立“出山”任伪职。陈三立一身正气，决计不为虎狼般的日寇工作，一次又一次断然拒绝！当时，敌强我弱，日寇在我国土地上横行，无恶不作。陈三立看到日寇的种种血腥罪行，不禁忧国忧民，极度忧愤，遂绝食而死！陈三立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对陈寅恪的教育和影响很大。
1940年夏，陈寅恪从任教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匆匆赶赴香港，一则回家照料病中的妻子；二来等待消息去英国牛津大学任教。讵料欧战起，船不通；返回学校吧，谁知安南（今越南）至云南，陆上交通中断，而机票贵得惊人，买不起。在此两难之际，为了养家糊口，便应聘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
在那烽烟滚滚的战争年代，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陈寅恪一家五口蜗居香港，生活十分困难。陈家住在九龙太子道369号，陈寅恪要去港大上课，须早早起身，坐公共汽车，转乘轮船渡海，再转电车，如此辗转，几乎要花去两个小时。然而，为了“饭碗”，却不辞劳苦往返奔波！陈寅恪虽处难世，但勤于治学，教学研究并进，完成了学术专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1941年8月，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逝世，陈接替了许的工作，并当了几个月的中文系代主任。
1941年12月7日，日寇飞机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被日寇占领。陈寅恪被迫离开香港大学，断绝了经济来源。他想返回内地，但交通断绝无法如愿。这样，他不得不困于日寇铁蹄之下。陈虽无工作，却不放松治学研究，遂闭门阅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识正邪，辨忠奸，知善恶，唾弃变节投降的可耻败类，学习志士仁人坚守民族气节的崇高楷模。从书中吸取力量，激励自己，抗敌救国，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而决不屈辱此身做“膏药旗”下低头弯腰的亡国奴！
有一天，几个穿皮靴的日寇士兵，嚓嚓嚓嚓地朝陈寅恪住处走来，其势凶凶，破门而入，骄横跋扈，蛮不讲理。他们动手乱翻家什，无端强行搜查。这些家伙不可一世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激怒了陈寅恪。他气得怒不可遏，大声说：“士可杀，不可辱！”又指着蛮横寇贱的鼻子突然用多年不用的日语大声抗议：“你们胡作非为，抢劫民财民物，我要控告你们这些强盗……”这些士兵本来是想闯入民居捞一把的，不料却遇到这个瘦弱的中国老头子用日语抗争。他们觉得这老头子既然敢于抗争，必然有来头，有后台。他们不知陈寅恪的底细和深浅，竟吓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就乖乖地放下手中的财物，如斗败的狼狗夹着尾巴溜走了。陈寅恪的抗争，维护了正义，维护了尊严，赢得了胜利！据说这件事引起了日本正义学者的注意，他们向日本军部反映，说陈寅恪是世界知名学者，要通知驻港日军，以后不要去打扰陈教授了……
以后，陈家虽说没有日寇的“光顾”，不像以前那样闻皮靴声而提心吊胆；然而薪金断绝，一家五口难以为炊。每当揭不开锅之时，则用衣物首饰去换取食物。驻港日寇宪兵闻此，就去“救济”——用米面去讨好拉拢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便送去几袋大米和面粉。当时香港居民每人每日只能得到配给的口粮6两4钱（旧秤，16两1斤）。陈家正缺口粮，正好可以解决燃眉之急。然而陈寅恪马上想起伯夷叔齐宁愿饿死也不食周粟。“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也在他耳边回响。于是，夫妇俩就用尽气力将米面往屋外拖。他们说：“宁愿饿死，也不要敌人的‘救济’……”他们把米面放在大门外，任由居民去分食。
日占香港之时，日本当局想在香港开办“东方文化学院”，但难以“招兵买马”。他们想利用陈寅恪这面旗帜招来教员，便“请”他“出山”，还给他40万日元办学院，但被陈寅恪拒绝！当时，尽管说客多次上门软缠硬磨，然而陈寅恪却斩钉截铁，就是不为敌人出力！
1942年春节之后，又有说客上门。这个“说客”不是别人，而是陈寅恪的“学生”——昨天的学生，今天的汉奸。他登门“拜访”，既讲日军的有利形势，又讲“出山”的优厚待遇，妄图说服老师前往上海或广州等沦陷区办学教书。然而读圣贤书识孔孟道明辨黑白是非的陈寅恪，最恨没有骨头投降敌人的汉奸。他“听其言，观其行”，最后除了痛斥这个无耻的狗汉奸之外，更义正辞严地表白：决不事敌，决不为敌人做一丝一毫的工作。结果，这个“学生”说客，撞了板，碰了一鼻子灰，无话可说，只好低头告辞。
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陈寅恪，对解放后的一些政策、做法，有时难免有些不理解，或者有意见甚至发牢骚，然而他是正直的，爱国的，大节是好的。其父子的气节就是可贵的不屈的民族气节，这就值得肯定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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