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德心

师德心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古南永

师德有若干层面和内容。最基本的，是有关教育和教师的法律、规章，如国家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学校的有关管理规定，以至聘任合同里的相关条款。遵守它们，乃因它们是一种公共的、外在于个人的必须。在这个条件下，能得到工资福利、带薪假期、职业安全等报酬及保障。至少在形式上，它提供了一条底线，在这条底线上，可以说有了基本的职业操行。

可严格地说，这种对外在规则的遵从，是“伦理”，而非“德性”。心理学实验中的许多动物，都能因某些激励机制而强化某种行为。现代社会的激励机制，尽管条款多如牛毛，细如牛毛，基本假设仍不过韩非子所说，“夫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即使有所权变，考虑的因素主要也是才，而非德。近年备受关注的高校教师聘任制，就被形容为“给中才立规矩，为天才留空间”（其实前边还可加上“给庸才设门槛”）。可是人们知道，一方面，外在规范的制定，立足行为而非心理，效果而非动机。它可以管到诸如“真的假文凭”，却难于奈何那些“假的真文凭”。因此有人认为，急功近利的、表面量化的学术评估和管理模式，是当前严重学术腐败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任何理性化的量化管理体系，都无法绝对公平，因为许多工作是难于量化的，难怪有的医生会发这样的牢骚：“做医生又苦又累，风险大，责任又大，如果工资很低，收点红包心理上平衡些。”照此逻辑，每个职业都不难找到收红包或怠工的理由。为免如此，职业道德被不断地强调。对教育界，师德的必要性是明确的；问题是，在既不能力驱，又不应利诱的情况下，师德如何可能？

自古以来，“报应说”就伴随着道德说教。基督教说，那有德的人有福了；佛教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现实世界没这么单纯，人们看到许多善恶无报、黑白颠倒的人和事。为了弥补这个大漏洞，“报应说”只好把兑现的时间尽量延后，比如“末日审判”，比如“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如果相信灵魂不死，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则或因怕报，或为图报，报应说多少管用。但若不信神，不信邪，算计的时间只在现世今生，则难有宗教般的敬畏、虔诚和耐心，就很容易相信弗洛伊德所说，“假如美德在现世得不到报偿，道德的说教就是徒劳的。”

作为人类中较有知识的群体，教师应该有冷静的头脑认识到这种徒劳。同时，也不因看到这种徒劳而心凉。师德的报偿，还不妨从另外几个角度来看。一方面，似乎不应当向美德索报偿，索偿心会使行善变质为投资。此外，从情感的角度考虑，美德是自动受其结果报偿的，不需外求，正如子女健康成长对父母之爱的报偿一样。泰戈尔有诗：

这世界一度是你的，也永远是你的。

因为你无所企求，你的财富不足以使你欢乐。

你视财富如草芥。

所以你在漫长的岁月里，把你的一切给予我，而在我内心不断赢得你的王国。

一天又一天，你从我的心头买得黎明，并且发现你的爱已刻成了我生命的形象。

在这里，已经很难区分付出与得到。有一种付出，能够让别人更丰富，却不会使自己更贫乏，何乐而不为？

另一方面，有些学术性、思想性的工作，是长时段的文明积淀，它有别于短时段的政策实施，也有别于中时段的制度变革。借用思想史的术语，“革天”的周期远比“革命”和“改革”长。对几年一任的行政领导，“政绩”总要尽快出来；但学术和教育的贡献及报偿，周期是漫长的。学者和教师，有道义上的责任对行政的、“世俗的”报偿保持一种超然、冷静的态度，在理解那些激励机制时，也看到它的适用范围。雨果感叹说：“利益是存在的，肚子是存在的；但肚子不应该是唯一的智慧。唉！登高有时还会下跌，很遗憾这种事历史上常常见到。有一个民族曾显赫一时，它曾处于理想的境界，然后又陷入污泥并还感到称心如意。如果有人问它为什么抛弃苏格拉底去找法斯达夫，它的回答是：‘因为我爱政客。’”（引文选自《悲惨世界》）宋儒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苏格拉底和张载们，对知识分子，终极的激励恐怕难于指望外在的、人际的和社会的领域，而只能来自心灵的信念、热忱、选择和责任，一种有所为的自觉，有所不为的自律。这一“行规”有时可能会显得无奈，因为无法靠外力强制，而总会有人不自觉自律；但它也是学术尊严、师道尊严所在，因为不受外驱外诱，也就有可能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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