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女忆旧抒怀
夏纪梅
我是生在中大、长在中大、献身中大的中大之女。我与中大的花草树木、楼房亭阁、河塘土地、师生员工已有54年的交情，目睹和经历了许多校园里的人、事、物、景的历史变迁。
我父母都是中山大学的教授，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父亲还是哈佛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海归”学者。他1947年回国，年方28岁，成为当时可能是全国最年轻的教授。我出生在中大旧校区教工宿舍所在地“北斋”。早在那个年代，父母的教育理念是：教学要为工农兵，育人要育真善美。这种美好的愿望都体现在我们当时三兄妹的名字里。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名叫“夏纪真”，另一个叫“夏纪善”，我叫“夏纪美”，一起组成了“真善美”。文化大革命时，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硬说这个“美”字与美国有关，还给我父亲扣上“美国特务”的罪名。所以，为了给父亲洗冤避嫌，也为了自己不受牵连，我只好改名。母亲特意选了 “梅”字，一来赞赏毛泽东的“咏梅”诗，希望我具有梅花的品性；二来取个“美”的谐音字，叫起来差别不大。从此，文革前的同学或长辈至今还叫我的旧名，只有文革后认识的才叫我现在的名字。
我曾经在中大校园度过了金色的童年和幸福的少年时代。回忆多是美好的。
这里的人文环境，能为一个人的人文素养、人品修养、人格塑造刻下烙印。中山大学有史以来以文科见长。孙中山先生亲手建立的两所学校，一文一武。文的是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武的是黄埔军校。曾在中山大学任教的文史哲学科大师泰斗或著名教授还真多。我能记得的父母同事、住宅邻居、称叔道伯的有：历史系的陈寅恪、刘节、蒋向泽、金应锡、陈锡祺、钟一均以及后来调到恢复的法律系的端木正、调到恢复的社会学系的何肇发等；中文系的容庚、商承祚、王起、娄栖、吴宏聪等；哲学系的马采、杨荣国、刘嵘、张迪懋、罗克丁等；外文系的戴镏龄、周光耀、谢文通、高铭元、方淑珍、杨秀珍、王宗炎等。我父母是文科的，所以从小受文科熏陶比较多，受父母以及他们那一辈文科同事和朋友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的影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自觉地将他们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和崇拜的偶像，从小学就立志要成为有所建树的大学教授。文革前的省长、市长、校长、党委书记对我父亲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精神物质的支持，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校长和党委书记都是我党的老干部，例如冯乃超、李嘉人、黄焕秋，他们都懂得知识分子政策，善于爱惜人才，经常与教授们近距离接触。我也从中感受党的温暖。孩童时期接触比较多的人当中，还有大学生和工友。我们当时的中大附小请了一些在校大学生作少先队辅导员。大学生带小学生，小学生跟大学生，这也对我在这所大学校园里成长多了一类榜样，增添了环境熏陶的价值意义。说到工友，那时校园工人兢兢业业、尽职爱岗、不辞劳苦为教师们服务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父亲尽管是地位颇高的教授，但他对门卫、食堂、园林工人很尊重，见面都相互打招呼。我还记忆犹新的工人有九叔、三妹、桂姐、馨姐。提起馨姐，她真是一个敬业爱岗的典范。一个文盲妇女，在外语系打杂工，却能够区分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这些洋文报刊杂志，收发派送基本无误。她闲时还为图书馆“补书”。可见她对工作的那份投入和尽责。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妇女终身未嫁，以系为家，赢得外语系教师对她的大姐级尊敬。
中大的建筑和中大文人一样富有人文色彩。惺亭的吊钟无声胜有声，默默地在学子心中奏响校园钟声的旋律，陪伴着学生的晨读和夜谈。怀士堂在随着时代变迁而变换着它的功能。从解放前的礼拜堂，到文革前的周末舞厅，春节的团拜礼堂和茶话会场，到今天的精彩报告会场和毕业典礼会场。这座楼堂1988年差点接待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列入访问日程，后因故取消行程）。黑石屋以其独特的室内屋外风格披着神秘的色彩。我依稀记得50还是60年代的影片“羊城暗哨”就有几个暗杀镜头在这屋外的大榕树下拍摄。现在这里仍然是接待贵宾稀客的高贵地方。人类学系楼（原校图书馆）门前的母子石狮是我们小时候爬上去玩耍的大玩具。文革时被人推翻掩埋。多亏花岗岩石顽固不化，才能重见天日幸存至今。孙中山铜像据说是全世界仅存的三件真品。遗憾的是，文革时被人打掉了手里的拐杖。不过，伟人风度不减，姿态变成了“指点江山”，也不失真。对我们在这里长大的人来说，教工住宅特别值得回忆留念。我两岁左右随父母从市区北斋搬迁入住康乐园。住过西南区2号（现在的武装部楼）、东南区14号（现在的校医院楼）、西南区模范村23号（现在的学一饭堂）、西南区飞机屋83号（现在的8层新楼）、东南区11号（现在的计算机软件研究所）、东北区4号（现在的心理学系楼）。这些楼都是单门独院、红墙绿瓦、砖木结构。所用的建筑材料十分考究，特别是那些通花瓷砖和瓦当。屋顶的金字架房梁和屋里的门窗都是上好的原木材料，百年不坏。这些岭南大学留下的楼房特征在于，外观是中式的，内部却是典型的西洋结构。客厅都有壁炉，卧室都在楼上，厨房脱离主屋。现在这样的楼房都应当作为古迹，好好保护修缮。还值得一书的是中大原来的两个教工食堂。旧时的教工很少自己买菜煮饭，多以食堂为家。我就是吃食堂长大的。中区教工饭堂（现在的永芳堂）是人民公社的产物。我记得开张的那一天，人人端着饭碗上食堂排队取食，以为共产主义时代开始了。上食堂为全家打饭菜常常是我的任务。在那里我常常看到年轻教工情侣在饭桌上互相夹菜的情景。因为紧接着后来的日子开始了经济困难时期，物质紧缺，去晚了还会什么也打不到。
中大的自然环境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榕树构成的林荫道是一景。大榕树的树冠、树根、树须、树形好像都在述说着故事，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校园里的植物之丰富可以称得上一个植物园。一年四季都有满树开花的景色，有的气势磅礴，像凤凰花、紫荆花、木棉花、紫薇花；有的不示张扬却香气飘逸，如白兰花、含笑花、米仔兰、鸡蛋花、桂花；枝繁叶茂的花树开的花颜色有白的、紫的、粉的、黄的、红的、橙的，花开时有的一簇簇、有的一串串、有的一片片，真是花团锦族。奇怪的是花色美花味香的树往往不结能吃的果。供人采摘品尝的果树种类也很奇特，大多是南方才有的稀罕水果。有大得像枕头的，如菠萝蜜；也有小得像扁豆的，如水涌子。其他还有橄榄、小沙梨、空心蒲桃（黄色、香甜）、番鬼蒲桃（模样诱人、红色无味）、黄皮、桑果、樱桃等。可惜的是，这些果树现在校园里已经很少见到了。校园里还有不少花和草可以吃。例如，大红花花蕊甜、紫荆花花瓣香、酸味草酸味纯。有的草开的花楚楚动人，特别是雨后天晴，路边成行成市，煞是好看。例如，太阳花和胭脂花。中大曾经有好多河塘，东区和西区都有好几个。河里养鱼、放鸭、种藕，还有那几片西洋菜地，构成了一幅校园里的田园风光。
想起那时的校园文化生活，很“原始”，很“传统”。露天电影广场（现在的梁銶琚堂）有放映室，主看台，草地上竖着电影屏幕。每到周末，人们扛着椅子端着凳子，从四面八方进场。住在周围宿舍的学生和教工不出门也能看电影。遇到刮风下雨，脚下成泽国不算，前面观众的雨伞挡住后面的视线，伞上的水滴在背上和腿上，但大家照看不误。散场时，密集的人群挤挤碰碰，小孩的头撞在前行人背上的椅腿是常有的事。偶尔有京剧表演或话剧演出，风雨操场（现在的中山楼）内凭票进场，但管理松散，调皮捣蛋或整蛊作怪的孩童在舞台前后左右追逐嬉戏，常常影响演出。除了看电影和看演出，很多人晚饭后喜欢到西大球场以及中区草坪“走谈”，那里是夏天大人纳凉孩子捉草蜢萤火虫的地方。我父母是棋琴书画爱好者，晚饭后常见他们下围棋，周末有时开家庭音乐会，吹拉弹唱，甚是温馨热闹。
时光飞逝，孩童时代的中大仍似昨天，今天的中大已经在校园面积、人力资源、环境条件等方面今非昔比。我从1979年开始在这所生我养我培育过我的南国首府从事教学，为实现孩童时期的梦想而如痴如醉地把身心献给我钟爱的高等教育事业，至今也已经25个年头。在这里，我教过几乎文理科所有系的学生，教过全日制本科生、夜大生、在职培训生、考证生、研究生等数千人次。与学生谈心、交友、辅导、答疑、娱乐、合作，成了我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听课、修课、听讲座、参加培训班、出席研讨会，也是我在中大保持成长进步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中山大学，这是一片赋予我生命、哺育我成长、我将为她奉献终身的神奇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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